一次，习近平看完我的送审稿，说：“你是农业专家，农村政策很熟悉，又很会写……”
但我感到习近平“更农业，更专家”。从1996到1999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4年期间都分管农业，担任厦门副市长时他“讨来”分管农业，更不用说他到黄土高坡梁家河插队务农。所以，他对三农一往情深,很熟悉，很在行。
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前，也就是习近平到省委分管农业前的时代背景怎样呢？
那些年头，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招商引资和城市建设，这是对的！无工不富，无商不活，但也要看到，无农不稳，决不能忽视和轻视农业。
然而，当时忽视农业的问题相当突出，流传一句顺口溜：“领导忙剪彩，干部想下海，群众盼中彩，农业没人理睬。”分管农业的基层领导说：“农业老一套，做好谁知道。抓粮地位低，提拔轮不到”；农业干部觉得“祖宗没风水，分配农林水，工作干半死，没有啥油水”；对加强农业是“措施实在好，都是讲话稿，部门一协调，干货没处找”；那时农村干部最怕抓“三库”：征粮入库，计生脱裤，征兵换裤。“老办法不行，新办法不明，软办法不灵，硬办法断情”。如此等等，当年我都讲给习近平听，都穿插写入新闻稿件发表。我还针对“上面搞口号农业，下面搞口头农业，农民搞口粮农业”的现象，写一篇评论《莫搞“三口农业”》发表于福建日报一版。
在这种三农不被看重的情势下，习近平分管三农，知难而上，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包括农村扶贫、造林绿化、耕山牧海、山海协作、老区建设、农业产业化、给农民减负、粮食基地县和篮子工程建设、消灭餐桌污染、海堤和江堤分别加固和建设一千多公里、支援西藏、新疆、宁夏扶贫工作和福建向金门供水等，习近平都亲自抓，抓出了“闽山闽水物化新”。
可以说，习近平分管农业和后来接任省长期间，福建三农工作成效最突出，我采写三农的稿件也最多。
习近平“情注三农抓根本”,这个“根本”是什么呢？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跟习近平调研，他一再对基层领导说：“我们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，把这作为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作为各地农村工作成效和领导作风转变的重要标志。”
你看，习近平把“农民增收”提到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提到农村工作成效和领导作风转变的高度来对待，并说要“放在心上，千方百计”。他还一再说，没有农村的稳定，就没有全社会的稳定。但要农村社会稳定，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。
对增加农民收入，习近平提出两个问题：
一是沿海和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反差比较大，应该逐步缩小。习近平到沙县调研时，我听他说：“山区与沿海的差别和差距，主要在于乡镇企业包括个私企业发展上。山海协作，联动发展，重在项目协作，项目重在兴办企业。”我以他的话作标题，发表了一篇评论《重在项目协作》
二是农村内部贫富差距较大，要倡导共同富裕。习近平说，要看到，少数高收入的农民老板，抬高了农民整体平均收入水平。“平均线”以下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户，有些是贫困户。
因此，我写了一篇评论《请注意“人均”之下的贫困户》，评论指出，我们不能在较高的“人均”收入数字上沾沾自喜。要看到“人均”之中有“不均”，要努力提高“人均”数之下的农户收入水平。
这篇评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1996年9月15日一版“今日谈”栏目，获得人民日报二等奖，被人民大学新闻系选录为教材范文之一。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习近平在农村调研中还说，现在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前大大提高了，但跟城市居民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收入相比，农民总体收入水平是不高的。除了沿海发达地区，山区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户并不多。
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？我跟习近平到尤溪调研时听他分析和总结了尤溪县的经验作法：一是搞好扶贫工作，让农民脱贫增收入；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，通过公司加农户增加农民收入；三是通过产业兴村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收入。
我以习近平关于农民增收的新理念，写了篇评论《把农民增收放心上》（发表于福建日报1999年3月30日第一版）。
习近平还有一个新理念，是户户脱贫，家家致富。他一再强调一句话：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”。他要求“一户都不能落下”。就是说，不是什么“人均”脱贫、“人均”奔小康。假如只看“人均”数，那么“村里有个陈千万，左邻右舍穷光蛋，若算人均收入账，家家都是陈百万。”
经济工作农为首。过去说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”，尽管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三农和粮食依然至关重要。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，统揽全局，亲自抓全国农村扶贫奔小康和粮食生产。他说“要将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”。怎么端好这个饭碗呢？我在一篇评论中写道：吃饱饭奔小康，要靠“三平”：一靠邓小平，包产到户，农民生产劲头大；二靠袁隆平，发明杂交稻，粮食增产幅度大；三靠习近平，精准扶贫，脱贫致富奔小康。
（2023年8月25日）